埃兹拉庞德（埃兹拉庞德对中国古籍的译介与借鉴）
■该书由纳代尔原著，吴其尧导读，上海外语教导出版社2008年出版。作为研讨埃兹拉庞德百思特网的入门读本，该书是对庞德生平、创作以及对他作品接收情形的体系研讨。 资料图片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中美文学来往的一段佳话。作为翻译家，他翻译过许多中国经典的古诗和典籍；而作为诗人和批驳家，他又不断地从中国传统诗学中吸取学养。因此可以说，庞德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影响的典范代表。具体而言，从1913年开端，有关中国的文化元素就不时地涌现在他的诗歌和论文当中，这种影响一直连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此期间，庞德对中国古籍采用了“摹仿”“创译”“中西糅合”和“自由施展”等多种译介方法。
庞德不止翻译中国古籍
1915年4月6日，伦敦埃尔金马修斯出版社发行了庞德翻译的首部中国古典诗歌文集《华夏集》（Cathy），印数为1000册。该诗集并非译自汉语源本，而是他依据旅日东方学学者费诺罗萨（Earnes百思特网t Fenollose）遗留的有关中国古诗的笔记转译而来。1920年4月25日，纽约的博奈与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挑拨》（Instigations）一书，印数不详。该书属于庞德的文集，书后附有费诺罗萨撰写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of Poetry）。庞德为此文作注。1937年6月，米兰出版了庞德翻译的《孔子论语文摘》（Confucius Digest of the Analects），印数为245册。1947年3月18日，新方向出版公司出版了庞德(原创www.isoyu.com版权)所译的《孔子：大学、中庸与论语》（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印数929册。1949年5月，该书在印度被印度出版社重版印行1100册。1951年秋季，纽约广场系列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孔子论语》（Confucius Analects），这次重版较之前译有所修改。1956年2月15日，伦敦彼得.欧文公司再版该书，印量是1500册。1954年9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庞德翻译的《孔子定义的经典选》（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庞德翻译的《诗经》。此书由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作序。1959年9月，新方向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但把书名变革为《儒家诗经：孔子定义的经典选》（The Confucian Odes: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该次印数为10000册。
须要特殊指出的是，除了直接译介中国古籍之外，庞德还频繁地应用汉籍经典进行“跨文化写作”。所谓“跨文化写作”，指的是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联想到汉籍中的内容并将其化用到新的语境之中，与新作品的主题、意境和作风水乳融合，成为新作品的一部分。将这样的作品进行回译，往往能够看到中国古籍的影子。这种“跨文化写作”办法的应用在庞德的长篇巨著《诗章》（Cantos）当中多不胜举。
庞德在创作模式中借鉴中国古典文学
20世纪初的庞德是以“前卫诗人”的姿势涌现在英美诗坛的。他先后以新古典主义的意象、激进未来派艺术的旋涡、小说的散文化、音乐的复折衷东方的异质文化等概念标新立异，频频挑衅保守的批驳威望，激荡英美诗坛。
在这其中，来自中国的文学模式对于庞德的影响最为深入。例如，他曾通过创译中国古诗，试图借用中国的文化因子，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合理内核，作为外部的“刺激物”，用来改革西方诗学。具体来说，庞德在研读费诺罗萨的笔记时，偶然发明了中国古诗中的诗学传统并从中发掘出一种新异的诗歌品德：“这些诗歌（中国古诗）意象凸出，结实、明亮……它们不说教，不加陈说，能够突然给人以洞见。”以上诗歌品德契合了庞德提倡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理念。于是，他便精心挑选出19首汉诗创译成英文，并于1915年以《华夏集》为名结集出版。《华夏集》的选辑多为战斗、送别、友谊、怀古和景致诗等，其语言简练，节奏明快，完整迥异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英诗的迂腐和死板。至此，庞德通过借鉴中国的诗学模式胜利地改变了英美诗歌的感伤基折衷浮夸作风，从而到达了创新西方诗学的目标。
庞德在作品思想中借鉴中国传统智慧
庞德对中国古籍思想智慧的借鉴重要表示在他对儒家思想的应用和改革上。
具体来讲，庞德生涯在一个“沉疴痼疾”的时期。他一生阅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战后众多的政治经济危机，他的社会义务感和救世热忱被激发起来。一方面，他积极著书立说，对当时的实际情形进行披露；另一方面，他自动写信给欧美国度政要，并通过报纸和电台等多种媒体来宣扬自己的政见。但是，庞德的尽力并未获得太大反应，由此导致了他对西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和绝望。此后，他便下定决心要寻找一剂可以治疗弥漫于他四周病痛的解药，一个能够树立与腐败的西方文明相对的幻想社会模式。在这个目的的指引下，庞德开端有意接触孔子的学说，并着手译介儒家经典。在研习《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进程中，庞德找到了他所等待的“幻想社会模式”。在他看来，“儒家所讲的道理正是打开未来世界和平之门的钥匙，它可认为西方的社会秩序供给可以效仿和发展的蓝图”。据此，在翻译这些典籍时，庞德的重心并不在于重现原文的字面含义，而是要通过翻译来诠释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懂得，并以此作为改革西方社会的理据。庞德曾经说过：“我没想到自己竟会进入儒家思想的核心……鼎盛时代的中国王朝为我们供给了唯一方法，可能会使我们在现状中找到前途。”他的意思显然是要通过借助儒家的思想智慧，并应用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为处于凌乱无序状况中的现代社会供给一种救赎的门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庞德汉籍翻译的造诣重要取决于中国古籍的艺术价值以及西方社会的文化需求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目前的汉籍外译大多是树立百思特网在依附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根本思路之上，这样的思路往往囿于自我文化立场而疏忽了对他者文化的关心，其成果就是他们的译本很难引起西方读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我们不妨以庞德的翻译为鉴，在尊敬中国文学价值的基本上，参照西方文化视野，通过翻译，使中国古籍具备世界意义，从而使其不仅可以“走出”国门，而且能够真正“走进”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