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作乐（带你懂得周公“制礼作乐”）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六十五
从黄帝到孔子，有两千多年的时光，期间有过不少被儒家称为圣贤的出色人物，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等，他们被以为是孔子之前形成“道统”谱系的代表人物，而周公则被以为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人物。近代有名历史学家夏曾佑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为什么特殊强调周公与中国“大有关系”呢？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评价周公的重大贡献时说：“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这一评价极高，周公让礼乐兴起并成为正统，从而使“度制”产生伟大转变。显然，司马迁确定了周公所做的是划时期的变更，“度制于是改”，这不简略。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在评价周朝的改造时，说得更明白：“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更，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更，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王国维以为周朝的改造在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废旧兴新，是历史上最为激烈的政治与文化变更。而众所周知，主持殷商之际这一场大改造就是周公。
从中国殷商时代的历史变更来看，正是因为周公“制礼作乐”，才有了王国维先生所讲的“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周公借鉴于夏、商二代的礼乐传统，去粗存精，把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文化推向高峰，同时，周公所制礼乐还孕育了先秦的儒家礼乐文化和仁礼思想。怪不得孔子对于周代的文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以说，周代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涌现的第一个形态较为完全的文化思想，从此，礼乐文化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有十分主要的影响，而周公的“制礼作乐”是礼乐文化形成的理论基石，周公是最早的较为体系的礼乐文化的发明者。周公“制礼作乐”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发展的意义十分主要，在当今时期，在重视文明交换与发展的2021-09-28 ，重新认识“制礼作乐”，关注周朝革故鼎新的文化变更，懂得周公“积德行义”“敬德保民”的政治文化寻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周公
第一，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背景
周公，姬姓，名旦，系西伯侯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之同母弟，周武王在克殷之后的两年后便逝世了，而武王的儿子年幼，于是，由周公摄政，周公摄政七年，期间，周公出师东征，平定了管蔡和武庚的叛乱；为巩固周王室政权，周公进一步分封诸侯；同时，周公还营建东都洛邑，规范周王朝制度。而当周成王长大之后，周公便还正于成王，功成身退，不再摄政。周公成了古代圣贤的范例。周公影响最大的改革，就是“制礼作乐”，而这是在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造的基本上进行的，“制礼作乐”与周公其他三项主要的政治举动亲密接洽在一起的。
首先，周公重新分封诸侯，封给周王室最可信任的成员以主要的地域，并使其控制有部队，同时还授予管理的根本策略，以增强周王室的防卫屏障。比如，周公将自己的弟弟康叔封为卫侯，将原商朝的统治区域封给他，并以朝哥为都城树立起卫国，让康叔管理。康叔统治着殷民七族，掌控着八师兵力，并获得周公专门为他宣布的的三篇文告——《康诰》《酒诰》《梓材》，其重要政治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周公提示康叔，既要力戒自己贪图享乐，又要严惩犯法者和对抗者。又如，周公将其长子伯禽分封到鲁（今山东省曲阜市）地域，树立鲁国。伯禽管辖着殷民六族，成了诸侯国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再如，周公的同姓召公被封在燕，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战略位置非常主要，此前，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就已被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此外，成王的弟弟唐叔被封在原夏朝的所在地（今山西省太原市南），树立了晋国；纣王的哥哥微子反对纣王，也反对武庚叛乱，因此也受了分封，封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树立了宋国。还有，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城为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北），而因其平定叛乱有功，封地增大，“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树立了齐国。显然，周公不仅分封了同姓国，而且也分封了异性国，史书记录：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分封制的树立使全国的战略要地都有同姓兄弟、族亲和信得过的功臣镇守，通过火封，周王室便处于很安全的防卫屏障之中，从政治地理生态上来看，当时周公的分封制，确切使周王室处于比拟平稳的中心区域。
周公分封诸侯
其次，周公树立了比拟体系的国度机构，设立了相对完全的管理职位，并以血缘联盟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在周公设立的国度机构里，中央政府有太师、太保，帮助周王治国理政；有常伯、常任、准人这“三事大夫”，分离管理处所民事，选任政府官吏和负责司法审讯等；有“六大”即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批、太大，分离负责管理各种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运动；有司徒，负责管农田耕作；有司空，负责管理官职之事；有司马，负责管理军事军赋；有司寇，负责管理司法；有虎臣，负责管理宫廷侍卫；有膳夫，负责管出纳三命；有趣马，负责管理天子马匹等等。朝廷内外，皆有职官负责管理各项事务，管理逐渐规范化。而且，周朝还设立了“外服职官”，比如设侯、甸、男，负责处置诸侯国是务。
并且，周公还通过宗法关系来巩固政治关系，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坚持着附属的政治关系之外，还和周天子坚持着严厉的宗法关系。并以嫡长子继承权为基本原则，使政治权利的传承树立在嫡亲血缘关系基本上。嫡长子的继承权包含政权的继承和财产的继承，并继承着对族人的管理权利（宗主权）。
同时，在周公所推行的制度里，还包含实施同姓不婚制度，并应用异姓之间结婚来树立血缘关系，比如，周天子通过与异姓诸侯之间的婚姻，周王室与诸侯在新的一代便有了血缘关系，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伯，而通过婚姻，便称异姓诸侯为甥舅。周公摄政，大大强化了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形成体系性的宗族政治合二为一的制度，使周王的权利得到大大的增强。
再次，周公修建新都洛邑，增强对东部区域的掌握。周朝本来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邻近）区域，属于周王国的西部，远离中原地带。周公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三年后班师回朝，便决议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周公摄政的第5年，便正式营建洛邑。周公亲自到东都筹建之地考核，指挥建都计划，并督察建都过程，一年之后，新都落成，新都范围很大，内城方达1720丈，外城方7O里，新都叫新邑，又称洛邑。
如果说，分封诸侯，树立国度机构以及新建东都城是周王室政治构造方面的改造的话，那么，周公的另一项改造办法，即“制礼作乐”，则是文化制度方面改造，而这后一种改造办法，影响更深远。
制礼作乐
第二，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内涵
周人与殷人的最大差别之一便是周人比殷人更看重礼仪。周人歌颂时，常常唱到了令仪、威仪、礼仪等，比如，“其仪一兮”“乐且有仪”“九十其仪”“莫不令仪”“礼仪既备”“各敬尔仪”“维其令仪”“不愆于仪”“敬慎威仪”“令仪令色”等等（参见《诗经》），显然，“有仪”对周人是非常主要的，周人在言行中，时时在感受着“乐且有仪”，他们执着于“维其令仪”。那么，何为“仪”呢？古代典籍对“仪”有解释：“仪”者，“宜也”（《释名释典艺》），“度也”（《说文》），可见，“仪”指的是人之合适、合度、规范的运动样态或方法。在人的仪表方面，是举止稳妥；在人所享用的服御器物方面，是物合适，合法度；在人的行动方面，是合典礼，有礼貌。其实，“仪”就是“维其令仪”，就是保持让运动的方法和所用之器物要符合规范。而这个规范就是“礼”，周人尊礼是差别于殷人的一个根本特色，周朝对“礼仪”的看重，形成了与商朝完整不同的文化制度，堪称为是从粗鲁走向文明。
那么，“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古汉语中的“礼”字，重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祭神的礼节、典礼；二是引申为社会、宗族的规矩；三是指以礼相待、礼貌礼物等。在自然崇敬的时代，人对自然十分敬畏，信任自然神，所以对于所崇敬的自然物的祭祀是先民们最为主要的运动，在长期的祭祀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典礼，这便是“礼”，所以，从词源学上看，“礼”应当是来源于祭祀运动的。所以，先是礼节、典礼，接着便上升为宗族、社会规范，成了“礼法”，再来便普及开来，有了礼节、礼貌方面的含义。
“礼”在甲骨文中是“豐”，许慎《说文解字•示部》谓之曰：“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礼”字甲骨文字形状就像是在一个礼器里放着用以祭神两串玉，后来，或是因其与“丰”之古体形似而易混杂，便加上“示”旁作“禮”，以示差别。那么，为何释“礼”为“履”？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明说：“履，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此假借之法。……豐者行礼之器。”“礼”的重要功效是“事神致福”，那么，人的所有行动都要符合礼的请求，能力求得祈福之后果。王国维则依据殷虚卜辞中的“礼”字形体来说明“礼”的根本含义，他以为，玉为古代之行礼之器，殷虚卜辞的“礼”字形象地展现了盛玉奉神的情况，因而，“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先民们敬畏自然，带着忠诚敬畏之心看待自然，习惯于以规范的典礼来向神祈福，而当各种典礼渐渐程序化、固定化之后，礼仪就发生了。所以，礼仪是通过必定运动程序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乞求的礼制情势。
礼的各种字体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在尊礼方面比殷人更丰硕更广泛，周人除了祭祀之外，还有各种分等级的仪式，除了仪式，还有各种行动规范。可以说，周人在日常生涯的方方面面，都必需符合礼仪规范，不仅政治生涯，而且还包含社会生涯的方方面，大都浸染上礼的颜色。城庙祭祀，宫室运动，外事来往，宴享嬉戏，器物运用，行动举止等等，都很讲求合乎礼仪，皆如《诗经》所描写的：“莫不令仪”。
与“礼”亲密相干的是“乐”，先民们在抽象思维还不发达，他们须要靠形象思维（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原始思维”）来感受，所以，“礼”的运动，“礼”的内容的普及等，往往是与“乐”紧紧接洽、联合在一起的，“礼”与“乐”是统一的，周朝时，礼乐难分难解。
关于“乐”，许慎释之为：“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说文解字•木部》）；南唐徐锴以为 “乐者，出于人心，布之于管弦也，乐弥广则备鼓鼙，故于文木、幺白幺为乐，白像鼓形。”（《说文解字系传》）从甲骨文的形体上看，“乐”字表示的是丝弦附着于木上，所以，表示弦乐的声音，这是罗振玉、商承祚等学者的观点。但是，杨荫浏经过考证以为商代没有弦乐（参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所以，学者多以为对“乐”的说明应当采取许慎的观点。当代学者刘正国比拟了甲骨文与金文“乐”字的形体，指出“樂”在造字之初中间是没有“白”的，增“白”之“乐”字晚出，他通过细心考证以为，“乐”的字形实际上是葫芦之形，其本义乃是祖灵“葫芦”崇敬。所以，祭祀之乐不在于“音”（音乐），而在于“义” （伦理含义）。其实，许慎的观点应当是最值得看重的，因为周代的“礼乐”运动，究竟是有很浓重的音乐颜色的。
周朝代替殷商之后，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到了周公摄政时，实施了分封制，树立了政治管理机构，并营建了新都，而在文化思想和制度方面，相应地进行了“制礼作乐”。周公一方面继承了周代先祖们的礼乐观念资源，周王室从始祖后稷到西伯姬昌，先周时代的历代族长都非常看重汲取民间的文化观念，使之成为治政的智慧。在经济上，以农为本，在制度上看重礼乐，所以，周王室的礼乐传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资源。在另一方面，周公也注意吸取殷商的礼乐观念，虽然说殷商在尊敬礼乐方面，在礼仪的丰硕性方面，远远不能与周人比，但是，殷商在对神的祭祀方面，是非常盛大、严正和规范的，殷商的礼乐观念、典礼等，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起源。
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周公自己思想观念的施展。周公依据自己的渊博学识，对之前的礼仪思想进行了改革、改革、融会，比如，周公继承了西周的礼制思想和典礼观念等，施展了姬周所继承的夏商时代的文化思想传统，并进行改革、扬弃，特殊是放弃了殷商那些残酷的祭祀典礼等；再如，周公继承周朝先祖们的礼德观念，放弃了殷商的“无德”的非人道的凶残习俗和制度，以周人所看重的“行善修德”为核心理念，推行其“制礼作乐”的主要办法。周公的“制礼作乐”从实质上看，是对先周时代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是对周王室礼德观念的施展。而其全部的礼乐思想是以西周“积德行义”“敬德保民”的传统为核心观念的。“制礼作乐”的根本理念，便是体现“德”之“原始礼”精力，而礼乐所体现的方法、构成是多方面的，包含政体官制，政法的规范化原则，祭祀的典礼、仪礼，外交的礼仪、典礼，祈福的舞百思特网乐、乐歌等，还包含行动规范以及物品的合适性应用等。
《礼记•经解》在说明周的礼仪时说：“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重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
这里说得非常显著，有诸侯朝觐天子之礼，有诸侯之间聘问之礼，有丧祭之礼，有饮酒之礼，有婚姻之礼；无论是天子与朝臣，或朝臣之间，或人与祖先，或长幼之间，姻亲之间，男女之间，都是须要“礼”来规范的，礼制的制订和推行，便是为了“礼治”，是以礼为规范来规定人的“合礼”行动，制礼，是“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神祇之间等，都须要有相应的礼仪规范，没有礼义规范，便会产生凌乱，而要避免凌乱，就必需有礼制。人有礼，方有“貌”；国有礼，方有“范”；族有礼，方能定尊严。无论是家庭、宗族，或是国度，皆是由礼来划定等级尊严的，有秩序，才有稳固的社会生态，能力避免凌乱。其实，周公制造礼乐，旨在让礼乐兴，秩序定。
魏晋时的阮籍说：“礼踰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 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阮籍《乐论》）很显著，礼用于划分尊卑等级，乐用于折衷亲疏情绪，一个是外在的管理，一个是内在的感化。所以，“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周礼•地官•大司徒》 王国维在阐述周代礼制时明白指出：“其旨则在纳高低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集团，周公制造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总之，周公“制礼作乐”的本质是以一套体系的礼仪符号，来肯定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这其实是与血缘宗亲关系，以及贵族专权的家国体制是相统一的，“政治”改变为“礼制”，“政治——军事”的统治方法，改变为“家族——血缘”为基本的礼乐制度管理方法，文化思想制度与宗法级制度紧密地统一起来，礼所颂扬和保护的，就是“家——国——天下”一体化的以周王室为权利顶端的统治秩序。所以，周公“制礼作乐”对殷商思想的改革和扬弃，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文化变更。
第三，周公“制礼作乐”所涉及的重要变更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远不止于礼与乐方面，其实，是包含文化、思想和制度等方方面面，这是对殷商文化思想和制度方面所进行的全面性的变更，是古时文化思想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伟大变更。周公通过对礼乐制度的改革，增进各项典章制度、伦理规范和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更，以到达了对周朝“经国度，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优化管理功效。
首先，对神灵的崇敬转向了对祖先的崇敬。
周公“制礼作乐”促成了一项非常主要的变更，那就是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样看重对神灵的崇敬，不再那么执着于通过祈求来得到福祉，逐渐转向了对祖先的崇敬，即通过祭奠过世的祖先来祈求庇护，同时也通过敬奉祖先来表示孝道。
远古时，氏族社会的演进增进了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原始家庭制度逐渐变得清楚、稳固，先民们不但于长辈在世时对长辈进行孝敬，而且，对于逝去的长辈们，即祖先们，也保持尽孝道，同时，先民们还信任，其父亲家长或氏族中先辈长者的灵魂可以庇佑本族成员，会在另一个世界通过某种神秘的方法赐福儿孙后代，因而，开端祭拜、祈百思特网求其祖宗亡灵保佑子孙后代，形成了不同于祭祀神灵的新的信仰运动，形成祖先崇敬。
祭 祖
祖先崇敬代替神灵崇敬，这是一项重大的变更，因为祖先崇敬不再是对于本来是不能驯服不能认识的自然或社会的神秘力气的崇敬，而是将本族的祖先神化并对之进行祭拜。祖先崇敬不是盲目地向不知解的超自然神灵的崇敬，而是对曾经与崇敬者生涯在一起的先人的敬奉。祖先崇敬具有本族认同性和异族排挤性，崇敬者与被崇敬者显得更亲近。而且，在祖先崇敬中，先民们信任其逝去的祖先有活着的魂灵，有神奇的超凡威力，能与后世族人进行沟通互感，并庇佑后代族人；还有，在祖先崇敬中，不再用动植物等图腾象征或生殖象征等来作为其氏族部落的标记，而是以其氏族祖先的名字作标记。周公“制礼作乐”，强调对祖先尽孝道，一方面，强调长辈们在世时，要尽孝心，要孝敬；另一方面，当长辈们过世后，也要敬奉，要祭奠，要祈求祖先的护佑。由此，便使古代宗教从自然崇敬上升为人文崇敬，祖先作为崇敬对象，自然是比本来的神灵要亲近得多，他们不再是未知的神秘世界，他们是曾经和后辈们生涯在一起的人。后辈们信任，他们的长辈逝世后，灵魂还活着，会在另一个世界保佑后辈们，崇敬的对象从神变成了人，而祖先却成了神，成了在世后辈们的保佑者。
其次，由鬼神文化转向了礼乐文化。
神灵崇敬转向祖先崇敬，相应的，以鬼神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便渐渐改变为以礼乐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态。从殷商到周代，就是实现这一改变的历史节点。《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www.isoyu.com原创版权)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在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到殷人对于神灵的非常细心的虔信精力和祭祀典礼，而一些殷商古迹的发明，甚至让人懂得到，殷商有以活人来祭祀神的残暴典礼，《封神演义》所描述的商纣王的残酷，并非完整是虚构的。当然，殷商的忠诚也好，活人祭祀也好，都没有保证商王的国祚久长，这不得不引起后代政治谋略家们的沉思。
周初统治者文王等，汲取商纣“淫祀残民而亡”的历史教训，到了武王之后周公摄政时，更是大肆张扬礼仪，在祭祀制度中注入了“敬德保民而王”的礼乐核心内涵，对人伦的看重代替了对神灵的看重；对礼的尊奉，胜过于对神的敬畏。在以血缘氏族为基本的宗法制下，西周社会确立了周王室贵族统治制度，而宗族的等级关系影响了政治构造，“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作为宗族单位的“家”与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具有同构性，政治上的君权至上是以宗族上的“父权至上”为支持的，同时也是以嫡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所以，保护宗法和政治体制的礼乐文化便代替了鬼神文化，在制度上施展其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礼乐文化中，祖先的位置大大得到晋升，可与天相配，对周礼是深刻研讨儒家开创人孔子已经看出了周朝礼乐文化中祖先位置进步状态，在《孝经•圣治章第九》中，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祀祖配天，将祀祖与祭天并列，这显示了神灵文化的威望性降低，而人伦礼乐文化的位置上升，祭祀祖先显得非常主要了。
与此相应，伦常道德也比敬神的原则显得更为主要，以往所看重是细心规范的祭祀神灵的典礼，而周时，孝悌观念却成了最主要的，成了所有人都必需尊崇的伦理原则。周公在阐述君修“九德”（《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中记录的九德：“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百思特网，勤施忘我曰类，教导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时，将“孝悌”是列在前面：“一孝，孝子畏哉，乃不乱谋；二悌，悌乃知序，序乃伦，伦不腾上，上乃不崩。”（《逸周书•宝典》）在周公制订的礼乐文化中，“孝悌”为立国之本，而祭祖则为教孝之道。祭祖既是行孝道的方法，也是对后辈进行孝道教导的非常有效的门路。《礼记•祭统》曰：“夫祭，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周人对祖先祭祀运动的看重大大进步了，相比之下，祭祀神灵的主要性显然没有像殷商那样处于主导位置了。因为周公等周朝统治者发明，礼乐文化比敬神运动更能直接地保护等级关系，保持稳固，巩固周王室的统治秩序。周公说：“礼乐既和，其上乃不危。”（《逸周书•本典》）这说得再显著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