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工与颛顼（颛顼与共工之争）
涿鹿之战以后，华夏、东夷两大团体加速了融会，在一些地域，分属两大部族团体的先民居地犬牙交织，文化互相影响，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公元前4000多年时，分离代表华 夏、东夷两团体的“仰韶人”、“大汶口人”体质特点有必定差异， 分属同一种系的两个古代不同“族群”，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 河南陕县庙底沟发明的这时（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体质特点和 上述两个“族群”都有了亲密关系，应是这种融会的成果。而正是这种融会，加速了河南及其临近地域的文化发展，较早地进入 了龙山文化时期。传说中与华夏、东夷两团体关系都很亲密的颛顼，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这一时代有颛顼与共工争为帝的战斗，时光大约在距今4500多年前。
颛顼——继修黄帝之功的古帝
颛顼帝
颛顼属华夏团体，传说他是黄帝的后裔，华夏团体的重要成员有虞氏和夏后氏都以为他们的远祖是黄帝，近祖是颛顼，因而在他们的祀典中“禘黄帝而祖颛顼“，对这两位古帝举办最盛大的祭祀。《史记•五帝本纪》总结颛顼的功劳是能“养材以任地， 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就是说他能敬鬼神、制尊卑、理四时五行之气，教化万民，以致“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即四方皆平，前来归服。 这些颂扬之辞尽管有夸大成份，但可见颛顼和黄帝一样，他的声威和影响早已超越自己氏族部落和部落结合体。
黄帝是发明部落结合体的最高军事首长的代表，他首创了集审讯权、祭祀权、军事指挥权于一身的先例，颛顼也是一身而三任的人物，他法施于民、教化百姓，无疑是控制审讯权的酋长；能交通鬼神，主持祭祀，显然是宗教主；又传说他生于若水，“首戴干戈”，则是握有军权的象征。颛顼的时期晩于黄帝，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变更，黄帝时犹存母权制遗风，涿鹿之战中女神（魃、玄女）起过极主要的作用。颛顼时，父权制则进一步确立，传说 “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就是说对于在路上不躲避男子的妇人，都是身上带有妖祟的，要在十字路口让巫师对她作法、示众，这就从宗教礼仪方面规定了男尊女卑。 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颛顼还进行了宗教改造，即所谓“绝地天通”。在古代社会最初只有两性的自然分工，随着原始宗教的发生，涌现了巫觐，但不是专职的，那时人人能通神，家家有巫史，这是和规模狭窄的氏族制度相适应的。但当社会组织已形成 规模较大的部落结合体时，若人人百思特网都能通神，转达神的意志，必要影响结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为。颛顼的改造是断绝人神 交通之通道，改革了氏族制度的机关，除了结合体最高首领一身三任，是最高宗教首领外，使大巫“重”任“南正”，司人神交通， 会集群神命令，转达下方；又设“火正“，任命“黎”司其职，管理地上的群巫及万民，使宗教事业由少数人垄断，此后逐渐蛻变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在当时，这是历史的提高，“南正”，“火正”之职，后来演变成阶级社会的“宗伯”、“司徒”等官职，少数人专门掌管宗教祭祀，还增进了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为天文历算的涌现奠定基本。总之，颛顼的改造是继黄帝之后又将历史的 发展向文明推动了一大步，因此被尊为能修黄帝之功的古帝。
颛顼属华夏团体，又与东夷团体有亲密接洽，传说颛顼之父昌意为“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若水之地不详。还有传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颛顼于此”，知颛顼之先世或因权利奋斗，或因触犯习惯法，被迫分开祖居之地，到了东方，颛顼生于少昊之地，在少昊文化哺养下长大，曾被推荐为军事领袖之一，“佐少昊”并“平九黎之乱”。这个九黎已经不是蚩尤的九个亲属部落了，而是泛指夷人的一些部落。所谓“九夷之乱”，应是豪杰时期常产生的争雄战斗。文献记录颛顼之墟称帝丘，在今河南濮阳，那里久长以来有传说中的颛顼城，濮阳距离传说中的蚩尤冢、肩髀冢以及“少昊之墟"曲阜都不远，正好说明他与东夷、华夏两团体关系亲密的原因。濮阳又属于华夏团体运动规模，仰韶文化先民长期在那里生息，6000年前已有一座用大小围沟防护的大型聚落，还出土了 “中华第一龙”——用蚌壳堆塑的大型龙、虎置于一壮年男子尸骨两侧。 4000多年前，再度繁华,又形成一座很大的聚落。它印证了中华大地对龙的崇敬涌现很早，黄帝召应龙助战和颛顼都帝丘的传说反应了真实历史的影子，也解释颛顼在少昊之地初露头角以后，又回到祖居之地建功立业了。
中华第一龙
颛顼之所以能成为集三权于一身、英名远播的古帝，乃是和对共工战斗的成功分不开的。
颛顼与共工“争为帝”
共工氏
约在距今4500年前，颛顼与共工进行了一场大战。关于这场战斗，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再一种说法是“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知战斗的起因与水患有关，本质上却是一场“争为帝”的战斗。由于在历史上颛顼是一位英名远播、能修黄帝之功的古帝，所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之说传播极广，不过细心考核战斗背景，颛顼与共工争百思特网为帝的记录更符合历史的原貌。
因为当颛顼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共工氏早已是一个煊赫的古族了。共工氏居共，以共水得名，其地即今河南辉县。早有研讨者指出，黄河在上游时水势尚小，流经山间或受黄土高原紧束，不能成大患，流至豫东，落到平原上，又受纳了洛、沁、淇、共等支流，奔跑冲击，常成大患。共（辉县）在古黄河从西转向东北流的北岸，属于河患多发地域，世代居于此的共工族是一个世代与水作奋斗，并积聚了必定治水经验的古族。据文献记录，“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举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认为社”。这都解释共工氏与水的关系亲密， 并因治水有必定成就而享有威信。“伯九有”，意味着他在一个地区辽阔的部落联盟或结合体中居于主要位置，其中一任领袖由于 “能平九土"的重大功劳被后世祀为后土——社神。古文献中还记录了共工氏的衰亡，即“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所以后来周代统治者总结历史兴亡教训时, 将其归纳为“久空重位者危”。总之，早在与颛顼产生大战以前, 共工氏首领已居于一个金字塔式权利机构的顶端了。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还很低，治水的办法很原始，重要用 “堕高埋庫”的方法，当气象比拟干燥、水患不大时，铲高垫低法尚能起必定的作用，但随着距今4700〜4000年间气象波动时代的到来，由于水患增多、增大，旧法已难以奏效了，更兼共工氏领袖人物摈弃氏族民主制度，集权于一身，自认为是，拘守旧法，不能有效防治水患，导致内部抵触及与其他部落抵触激化，这就是文献所载共工氏“塞防百川、堕高埋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也是颛顼与共工战斗的历史大背景之一。
另一方面，颛顼之地——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在古黄河东岸，与在河西的共（辉县）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却靠近下游，古黄河自辉县折向东北流，经今浚县、滑县东向直冲濮阳，再折向北流，所以帝丘也是易受水患的处所，而且共工氏治水屡屡失误， 首先受殃及的便是帝丘，所以随着水患增多，与上游共工氏的抵触日益加深。不仅如此，作为成年后才回到祖居之地的颛顼，要建立自己的威望必需有战功，因为这是崇尚武力的时期，而共工氏正处于天时人事交互震动，内外抵触日趋尖利，开端走向衰落之时,因此颛顼动员了与共工“争为帝”的争雄战斗。
战斗进行得十分剧烈，据文献记录，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 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矣”。自视很高、目空一切的共工氏首领面对颛顼挑衅十分愤怒。很可能是不顾一切地应用治水积聚的经验，借洪水回击颛顼，有研讨者以为，文献记录“共工振荡洪水，以薄空桑”的“空桑"，就是《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颛顼“实处空桑”之地，在帝丘西南，所以上述记录反应了共工曾应用洪水冲淹黄河故道西南的空桑沃野。呼风唤雨、愿望启动自然力为自己助阵，已经涌现在黄帝时的战斗中，但那时还只是巫术和理想，而 共工氏已积聚了高地铲平、低地垫高、防障河水、决开积水等所 谓“堕山”、“崇薮"、“防川”、“窦泽”等治水经验，完整有才能以邻为壑，引水冲淹空桑，却造成了始料不及的严重效果，给后世留下“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这种天塌地陷的记忆。
尽管如此，共工氏仍未能博得成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工氏制作水患长期受到历史的谴责，并且留下这样的百思特网历史教训： “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堕高埋庫，以害天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虽然对于共工当时的作法只有隐约的记忆，总结得也并不精确,但对应用洪水“以害天下”的谴责态度则是很明白的。
这是一场“争为帝"的战斗，而且颛顼、共工分离为黄帝、炎帝的后裔，属于同一个部族团体，所以战斗的结局也略如黄帝、炎帝的阪泉之战，输赢双方都留在同一个部落结合体中。只不过颛顼代替了共工“伯九有”的位置，更被尊为“帝颛顼”，共工则 “伯而不王”，但仍长期活泼在历史舞台上。如尧时在议事会上讨论继任者人选，灌兜曾提议“共工旁聚布功，可用"，被尧否决。 还传说“尧欲传天下于舜"，共工反对说“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至禹仍有“伐共工"的记录。可见在尧舜禹时期，共工氏作为一个煊赫古族之后。 一直都居于氏族贵族的行列,参与了一系列的权位之争。
所以，有研讨者以为颛顼与共工的战斗可谓黄炎之争的余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