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影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
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危害和屠戮，对书籍的焚毁，对言论的限制，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种延续，一种有意识的继承，甚至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治国方略，效果是灾害性的。
焚书坑儒效果之一：百思特网秦始皇焚书坑儒开了一个先例，而且是个灾害性的先例。这个先例怎么产生的，已经不主要了，主要的是为后来的统治者屠戮知识分子和烧书找到了理由，找到了可以援引的案例，屠戮和烧书有案可稽。历史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秦始皇的罢黜百家，独尊法术——尽管秦始皇没有提出这样的口号——并没有实质的差别，都是要一家之言，都是要抹杀所谓的异端邪说于摇篮，都是要知识分子失声。明成祖朱棣一口吻杀了大知识分子方孝孺十族，不是朱棣发怒才这样做的，更不是方孝孺是朱允炆的臣子，朱棣才这样做的。朱棣杀方孝孺十族是要给天下所有知识分子看，所谓杀一儆百而已。吕留良逝世了，雍正都不放过，把逝世了的吕留良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雍正用这种极端的方法看待吕留良，就是要震慑天下所有的知识分子。至于后来发展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成了罪，清乾隆一朝，文字狱就高达两百多起，文字狱恐惧到无以复加的田地。知识分子被杀被砍书籍被烧，不是满人树立的清朝才会做，汉人树立的朝代也会这样做。扑杀知识分子、焚毁书籍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产生，秦始皇开的这个先例效果之烈影响之深，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
焚书坑儒效果之二：中国知识分子自焚书坑儒之后，几乎损失了独立思考的精力。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生了数目众多的思想伟人，老子、孔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所谓诸子百家。老子曰道，孔子曰仁，墨子曰爱，孙子曰兵，孟子曰义，庄子曰逍遥，其思想之博之精，其影响之深之远，直到今天，我们还沐浴在他们思想的辉煌里，享受着他们带给我们的思想盛宴。何以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出生出如此众多的思想伟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时期有独立思考的条件。思想是自由的，精力是独立的，言论是没有限制的。而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这个独立思考的时期条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独裁，是铁血统治，是烧书，是杀人。后来的两千多年，焚烧书籍，残杀知识分子，危害知识分子，变成了中国社会独裁统治者的一种常态。在损失独立思考精力的时期下，在知识分子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恐惧中，不可能涌现像孔子、老子那样的思想伟人。独立思考精力的损失，意味着自秦以来，中国就再也没有涌现过一个思想伟人，全部中华民族的悲痛竟至于斯，皆因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
焚书坑儒效果之三：中国知识分子自焚书坑儒之后，彻底沦为独裁制度的附庸。中国历史上两个短命的王朝，做了对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波百思特网及最深的两件事：秦朝的焚书坑儒与隋朝的科举制度。秦朝拿的是大棒，棒杀了460多个儒生；隋朝拿的是胡萝卜，把知识分子欺骗到磨盘边，变成了蒙着眼睛拉磨的驴，只管干活不得叫嚷。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这样延续着。如果只有生与逝世两种选择，理性的人只会选择生。对独裁统治者来说，你要选择生，你就得成为制度的附庸，否则就得逝世，甚至比逝世都惨。所谓的魏晋风姿，就是知识分子活不好，活得憋屈，活得窝囊，活得窒息，只能用酒精麻木自己，是不是比逝世都惨？竹林七贤，看似潇洒的背后，是无法言说的悲怆。用酒精麻醉自己，用玄学糊弄司马家族，用丹药折磨自己，没有比这样的自虐更悲怆。作为制度的附庸，中国知识分子哪里还会独立思考，哪里还有自由的精力。沦为制度附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痛，也是中华民族的悲痛，这种悲痛到了近代，演化成了持续百年的灾害。中国人在外敌入侵面前毫无还手之力，领土沦丧，公民受难。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羞辱史。谁之罪？是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变成独裁制度的附庸造成的罪。
焚书坑儒效果之四：焚书坑儒埋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知识分子的尊严、孟老夫子的浩然正气跃然纸上。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知识分子还有尊严吗？还有浩然正气吗？明朝皇帝创造了廷杖制度，一言不合，在朝堂之受骗着文武百官的面，扒下大臣裤子就是一阵地动山摇的杖击，打得皮开肉绽。明朝皇帝就是这样摧残大臣尊严、凌辱大臣人格的。清朝皇帝乾隆怒斥纪晓岚：“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是！”大知识分子纪晓岚在乾隆眼里只不过“倡优”，何况他人！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涌现过像孟子那样的顶天立地、自尊自负、浩然正气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尊严被彻底击碎了，人格被彻底凌辱了，连说一句人话的勇气都没有了。没有尊严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成为国之栋梁，如何能成为顶天立地的抗击外侮的豪杰？中国近代受尽屈辱，不是列强的船坚炮利，而是知识分子尊严的损失，以及损失尊严的知识分子无法推进文明提高的成果。
焚书坑儒效果之五：焚书坑儒培养了权钱一体化的制度形态。秦始皇焚书坑儒埋葬了知识分子的自由精力以及独立思考的才能，后来的王朝不间断地扑杀知识分子，限制言论，焚烧书籍，造成了作为群体的知识分子使命感的损失。损失了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到王朝的制度内，就只能有一个目的，牟取金钱。拥有权利的目标，也只能是牟取金钱。真正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是制度的主导力气，在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比如包拯、海瑞，少得可怜。作为官僚，不能有思想，更不能有异端思想，甚至除了四书五经不知道还有别的思想，更不能自由发表言论。进入制度内，除了捞钱，就不知道还能干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腐烂，不腐烂的无法立足官场。这就是官场上的劣币驱除良币的进程，也是权钱一体化的制度形态在官场上的终极表达。所以，造成权钱一体化的制百思特网度形态往深处追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这个意义上说，焚书坑儒是权钱一体化制度形态的源头，是第一推进力。
焚书坑儒效果之六：焚书坑儒埋下了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奴性社会意态。奴性心态是指，一切唯主子马首是瞻，主子说对的就都是对的，主子做得对的是对的，做得不对的还是对的。作为奴才，人格、尊严、独立思考才能、自由精力都损失，全部社会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行尸走肉。奴性心态对上极度献媚，对下极度狂妄，平行之间相互倾轧。这种心态发端于知识分子，又扩散到民间各个阶层，最后形成全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奴性心态。一个社会处于奴性心态的状况下，个人是麻痹的，整体是麻痹的。历史上无数次的异族入侵后的大屠戮就印证了这个麻痹，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如此，抗日战斗时代南京大屠戮也是如此。
这中间有两个相互接洽的因果链条，一是通过不间断地危害和屠戮知识分子，消灭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独立意志，把作为各级官僚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奴才，形成知识分子官僚的集体奴性心态。二是通过独裁制度的示范效应，把知识分子的奴性心态扩散到了全部社会，最终形成了全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奴性心态。在一个奴性心态为主导的社会，奸臣频出是很自然的事，只要成全了主子，至于民族大义、社会义务，全都抛在了脑后。奴性心态的形成、无意识化、泛社会化的根源，都可以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里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