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简介(魏晋南北朝——王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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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简介(魏晋南北朝——王献之)

东晋大书家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的第七子,书史上一直把他父子二人并称为“二王”。王羲之一家数子均谙书法,唯独王献之最具秉赋,敢于创新,不为其父所囿,从而也为魏晋以来的今楷、今草作出了卓著贡献。他的字在笔势与气韵上要超过其父,米芾称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即是指在草书上的“一笔书”狂草。他还劝其父“改其体”,足见其书艺发明上的胆略,不愧被后世褒称“小圣”。出生于“书圣”之家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的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势妩媚雍容。

从幼年起,王羲之便向献之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则”,“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切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些。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清洁,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

王献之《地黄汤帖》

王献之书学思想高明,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看法之深似乎与年纪不相称,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录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献之以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示出更巨大的气概、奔逸的律动:在深刻研讨之后,他以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门路,建议父亲应该“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入研讨,对于创新路数的居心摸索,确有过人之处。

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c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出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和《论书表》载,谢安尝问王献之:“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认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心坎觉得惭愧c这风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百思特网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王羲之书法是中国书法由“古质”审美范式转向“今妍”的主要里程碑。王羲之对当时的楷书和草书下过很大的工夫,在前人的基本上融合贯通,在楷、行、草、隶、八百思特网分、飞白、章草等方面皆入神妙之境。“时议者认为羲之草隶,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王献之不满意于魏晋书法用笔过于滞重,结体古拙厚朴的形态,独辟蹊径,精研书势,以坚实的传统技法和戛戛独造的守正创新姿势,将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转型为自然洒脱、典雅流便的大草书风,推动了中国书法文化的自觉时期到来。

王献之《集会帖》

王献之天性潇洒,超然于世俗礼法之外,“风流为一时之冠”。《书断》曾载:晋太康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认为万世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谢安也就不再相逼。有时别人向他求书,也罕能得到;即使权贵逼他,亦不为所动。王献之的书法发自心坎,故“偶其兴会,则触遇造笔”。因此至今留卜他在羊欣白新绢裙上写字、在好事少年精白纱衫上挥洒等“书练裙”和“裂纱械衣”的传说。王献之而对门然,像其父一样高洁的胸襟、玄学的意味去领会自然。王羲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王献之也说:“从山刚道上行,山川白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当代美学家宗白华以为,晋人艺术境界成就的高,不仅基于他们的意趣超出,深刻玄境,尊敬个性,活力生动,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情,都有可述。(《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艺术素养方面,王献之像其父,亦擅丹青。桓温尝清他画扇而,献之一时失手,误落了一点墨,索性顺势画成“乌驳牸牛”图,尤为妙绝,义在扇面上写《驳牛赋》,可谓机敏过人。王献之最初娶郗昙之女、他的表姐为妻。后来献之被逼离婚,作新安公主的驸马,毕生引认为憾。献之无子,只有一女,后立为安僖皇后,其女亦善书。他一生中所尝到的许多人生滋味,化成了或明或暗的颜色,也涂抹在他书艺光谱中了。今人侯镜昶说过:《洛神赋》屡经传摹,但至今仍存其神情=将它和《兰亭序》比拟,两者书风相去甚远。王献之书曹植《洛神赋》,用笔直秀直书,显然他改造了其父圆转善曲的书风,汲取西汉古隶的笔意。让隶方整多用直笔,献之正是以直笔人真书,才使得真书而貌又有新意。另外,《洛神赋》的笔法的渊源还可探测,如果把它和《淳化阁帖》中的郗鉴《灾害帖》相比拟,两若神似;由此可见,献之改造父书也得力于岳家笔法。这为研讨书艺发展留下一份,宝贵资料。“二王”父子书艺之比拟 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艺术的比拟,书学史上众说纷纷,褒贬不一,这里略作介绍。

王献之《奉对帖》

王献之在继承父辈书风之上又能创新。他在十四、五岁时,就曾对父亲说:“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他已经觉得时风气务简求变求美,必需将民间书法的“伪略”与章草的纵放联合起来,寻求一种姿媚悠扬,畅达宏阔的新体。在父亲书法的伟大影子中,王献之大胆地走出来,自创神骏妍美的“大令体”,即处于楷草之间的行草和大草。

王献之性格较其父更为疏旷不羁,书法更具有一种遒峻奔放的气概,行笔更快捷,情绪在线条活动中施展着主导作用,开启了把气概和节奏放在法度和韵味之上的浪漫主义作风。

献之的“一笔书”还在张芝“一笔书”之上更为完美,其代表作《十二月帖》,由行楷而始,迅即转为行草气概不凡,一泻千里,毫无蕴藉中和之态,而是充斥张力的痛快淋漓的运笔和刚健有力的情感宣泄,具有与大王不同的全新美感。

王献之《不谓帖》

王献之对自己独创的“大令体”、“一笔书”非常自负。有一次谢安问王献之:“你的书法与你的父亲比拟,你认为怎样?”答曰:“当然胜过他!”谢安却说:“大家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献之又答道:“一般人哪里知道呢!”(《晋书•王羲之传》)当然,王献之的话不免年青自信,对自己与父亲书法之不同,颇有己见,于自信中也可以看到他创新的自负心。王献之既深受其父影响,又不墨守陈规,不逢迎他人,而坚持充分的创新精力和独立的人格,使自己的书法到达晋代的另一座高峰,与其父并称为“二王”,并对后代书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细心比拟羲献用笔,可以看到:王羲之多用内擫笔法,并加以旋锋使转,方圆兼济,骨法森严;王献之则多用外拓转笔,大开大合,苍劲矫健。羲之内擫笔法重骨力而收敛含蓄,其书法具有中庸蕴藉的优雅之美;而献之外拓恣肆汪洋,拓张不羁,书法重筋力善绞锋使转而下,具有明朗宽博的豪宕之美。明代丰坊《书诀》中说:“右军用笔内擫、正锋居多,故法度森严而入神;子敬用笔外拓,侧锋居半,故精力散朗而入妙。”

早年献之通过学习父亲《乐毅论》而悟得笔法,写下了继承王羲之书法作风的小楷《洛神赋》(“玉版十三行”),该书刚柔相济,虚和简静、挺直劲朗、宽绰灵秀,成为献之青少年时期的代表作。前人评论王献之的“玉版十三行”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

王献之《廿九日帖》

行楷代表作有《廿九日帖》(唐钩摹本),全幅舒展慷慨,在方正中参加欹侧、纵敛、高下、长短的体势、增长字的动感,楷草相杂,书写自由,显示出献之寄情翰墨,自由抒怀的作风。

王献之《鸭头丸帖》

行草代表作品为《鸭头丸帖》,寥寥两行,非行非草,个性鲜明,为传世真迹:“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此作品充足展现了王献之所创“稿行之草”的美学观,在两次蘸墨的自然书写中,墨色由浓润而百思特网枯淡,节奏起伏和蔼韵变更极为自然空灵。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重备至,以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王献之《中秋帖》

下面观赏王献之传世国宝《中秋帖》来感受下王献之的高明技法

【名帖简介】

《中秋帖》,传为晋王献之书(又传宋朝画家米芾所临摹)纸本,手卷,27x11.9cm,行书3行,共22字,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草书,传为东晋王献之的传世真迹,原为五行三十二字,后被割去二行,现仅存三行二十二字,清乾隆时被收入内府,与《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号为“三稀”,乾隆遂以“三希堂”为御书房名。

《中秋帖》是《寶晉齋法帖》、《十二月割帖》的不完整臨本,原帖在“中秋”之前還有“十二月割至不”六字。帖用竹料紙書寫,這種紙東晉時尚制作不出,約到北宋時方出現。從行筆中可知,所用毛筆是柔軟的無心筆,而晉朝应用的是有心硬筆,吸水性較差,筆的提、按、轉折往往不能靈活自如,常出賊毫,如此帖那種豐潤圓熟、線條連貫、行氣貫通、瀟灑飄逸的后果是寫不出來的。清吳升《大觀錄》云:“此跡書法古厚,黑采氣韻鮮潤,但大似肥婢,雖非鉤填,恐是宋人臨仿。”據當代書畫鑒定家研讨,大多認為是宋米芾所臨,故同樣寶貴。

卷前引首高傲宗弘歷行書題“至寶”兩字。

前隔水乾隆禦題一段。

帖正文右上乾隆禦題簽“晉王獻之中秋帖”一行。

卷後有明董其昌、項元汴,清乾隆題跋,其中附乾隆帝、丁觀鵬繪畫各一段。

卷前後及隔水鈐有宋北京“宣和”內府、南宋內府,明項元汴、吳廷,清內府等鑑藏印。

此帖曾經宋代宣和、紹興內府,明項元汴,清內府珍藏。民國時溥儀將其攜出宮外,流散民間。建國前和王珣《伯遠帖》一起被典當於香港一家外國銀行。1951年底,典當期將滿時,國外有人意圖購獲,周恩來總理聞訊,當即指导有關部門購回,入藏故宮博物院。

帖用竹料纸书写,这种纸东晋时尚制作不出,约到北宋时方涌现。从行笔中可知,所用毛笔是柔软的无心笔,而晋朝应用的是有心硬笔,吸水性较差,笔的提、按、转折往往不能灵巧自如,常出贼毫,如此帖那种丰润圆熟、线条连贯、行气贯通、潇洒飘逸的后果是写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