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奇冤(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十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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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奇冤(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十大冤案?)

从比干剖心到清朝文字狱,中国历史上的冤狱何其多。罗织罪名,锤炼冤狱,酷刑逼供,陷害忠良,历朝历代,薪火相传,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传统。虽然并非是什麽好的传统,可是风行了几千年,总该有一部专著冤狱史,记载其事。不过,单是看古代名目繁多的各种刑法及五花八门的刑具,记载下来,已是洋洋大观。若是要著一部完整的冤狱史,怕是比蜀道还要难。所以,先拣其最出色的部分,从中评选出最有名的十大冤狱。

第一案,“浮尸”案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忧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嘲笑。弟弟伍员说,俱逝世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流亡。

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事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光辉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度日趋强盛。“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事七国中综合国力强大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整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流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光辉,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百思特网,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灵敏地感到到即将产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劳,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逝世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逝世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贾祸,真话说不得,犯颜极谏,龙颜就要大怒,要杀头。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还是伯否这样的人好,花言巧语,哄得君王愉快,有多少荣华富贵。人为什麽不寻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逝世路?中国的历史上,伯否这类人,如荒野上的野草,葳葳蕤蕤,十分繁茂。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一样的人,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大家都不爱好。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总是难得长命。惟其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像伯否一类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案,“兔逝世狗烹”案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壮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难卓绝的精力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力还不够,还须要大智慧。非凡的精力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造诣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豪杰,历史上胜利的不知几多。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胜利,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胜利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分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逝世,走卒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分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办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兔逝世狗烹,鸟尽弓藏;患难易共,富贵难同。”我将其称为范氏定律。范氏定律历千年而不衰。患难的时候,大家齐心合力,互相扶持。一旦有了一点蝇头小利,立刻就会撕破脸面。尤其是帝王,最是自私,因为江山是掠夺来的,所以心心念念要护着他,怕被别个抢去,越是身边的功臣越是危险,一律要赶尽杀绝。古今多少豪杰,来去匆匆,有谁能打破范氏定律?范氏定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入的懂得。范蠡的智慧,尚不止于此。分开越国后,来到齐国,苦耕於海边,居然“致产数十万”。将这些财产分与众乡邻,又到陶地经商,成为巨富,天下称陶朱公。旧时谈论致富生财,都推称陶朱公。善始而善终,天下有几个人比得了陶朱公?善始而恶终,可怜文种。一到登上宝座便大开杀戒,你看那个放牛出生的朱元璋,把身边的功臣杀个精光。历代多少功臣,得了功名,丢了脑袋。所以说范蠡是古今第一智者。

第三案,“车裂”案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改革”,最胜利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会。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权势过于壮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家,要变革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胜利了。商鞅胜利,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端,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进步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少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天性的认识。惋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处所仍在吃大锅饭,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难履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我们今天的改造,碰到最大的难题是“履行难”。法令如果不能履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忘我的商鞅,改造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胜利。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本。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逝世后,他四处流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造者,少有好成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西方人爱好标新立异,名堂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创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尊崇老的,爱好旧的,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名贵的,若有标新立异,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逝世地而后快。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别。再者,千年大树,盘根错节,既得好处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挪动挪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改造者与既得好处者最终是鱼逝世网破。

第四案,“聪慧误”

世上什麽最有力气?当然是权,蒯大富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权是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气的是钱,老百姓说,有钱使得鬼推磨。现在的说法是,“好处驱动”。还有一种力气,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那就是“势”。有关“势”的研讨和学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韩非子那里。韩非子说,“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韩非子将“势”与法、术并列为王者经世治国必谙之道。在其《难势》等篇章中对“任势”之理作了精辟的论述。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评书》也曾论及韩非子之“势”。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光辉壮观的一个时代。韩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细读韩非子,你会为他气概之磅礴,视野之开阔,立论之周密,引喻之精博而叹服。秦始皇读了韩非子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逝世不恨也!”韩非子到了秦国,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子,向秦王进了谗言,将韩非子害逝世狱中。

第五案,“无兵造反”案

汉代韩信之逝世,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逝世者十余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促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抄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抄,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指头了。逢羽必败,我判断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足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逝世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端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录,“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全部战斗,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涛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绚丽凄绝的豪杰史诗。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述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楚、汉相争三年,在京、索之间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息天下之祸”。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兵强马壮,且“据强齐,从燕、赵”,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一段文字,十分出色,恰似诸葛亮《隆中对》的最早版本。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我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逝世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成果韩信没有逃脱“兔逝世狗烹”的结局。 都说韩信是逝世於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对此十分疑惑。猜疑—削权—杀头,是功臣枉逝世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慧的张良,深知“兔逝世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慧人用自残的方法以达避祸之目标的办法,后人不知就里,引张良的例子学而习之,自残其身,实在是谬以千里。可以说,韩信被杀是必定的。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法,把这件事做的奇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异,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壮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必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消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露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假话。

第六案,“忧愤悲歌”

北宋朝廷有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逝世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力逝世的。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高低下何其多也。政和二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权贵”,被迁为起居郎。生性刚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

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是,“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性格不改,又得罪人,再给一棒。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恐惧。李纲“刺臂血上书”,请徽宗禅位太子。如此勇敢,实在少见。

钦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过黄河,局面危机,徽宗南逃,钦宗也想跟着跑。满朝文武,个个畏敌如虎。太宰白时中等主意弃城而去。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意坚守抗战,并且临危请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逝世报!”钦宗为其激动,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甫上任,下令,主意弃城逃跑者一律处逝世。李纲厉兵秣马,调配部队,修整军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这就是有名的“李纲守东京”的故事。

李纲运筹帷幄,预备大举回击。有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彦伺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资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金兵再来的时候,钦宗觉醒“和议之非”,又想起李纲来了,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改革,改造弊政,充实国库,整理军备,预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意,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撤职,放逐鄂州。十几年来,李纲就是这样上高低下,屡遭贬谪。

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勋、李邦彦、蔡懋、唐恪、耿南仲、张邦昌、汪伯彦、黄潜善等,操纵朝政,危害忠良。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绍兴十年,李纲在悲愤与愁闷中病逝。为什麽,忠与奸的奋斗,如此艰苦,且常以忠良枉逝世为结局?

第七案,“莫须有”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号。现在有人否认岳飞是民族豪杰,引了外国威望的话为证,大谈“民族”一词的含义。我国历史上的豪杰,深深植根於亿万人民的心中,像参天大树,要想撼动他,决非易事。在俄罗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伟大的战斗纪念碑,豪杰雕像以及被战火摧毁的坦克、大炮、机车车厢等,全部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战斗博物馆、豪杰纪念堂,这个强悍的民族随时都在向你展现他们骄人的战绩,赞美他们巨大的民族豪杰。他们击败了拿破仑,他们克服了希特勒。一种自满,一种不屈的精力,在俄罗斯人血液中流淌,表示为他们特有的民族气质。而在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强悍,没有那种显露无遗的自满。二战的遗迹,与边界那边的俄罗斯相比,刻意保存的很少。我们的民族豪杰,岳飞、林则徐,任由一些文人肆意贬低。两个民族,如此不同。有关岳飞“愚忠”的讨论,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

“君叫臣逝世,臣不得不逝世”,乃是天经地义。岂止是杀戮了一个岳飞,那些昏君、暴君制作了多少劫难,到头来,百姓们仍要俯伏尘埃,叩首欢呼,万寿无疆。

“愚忠”的并非只有一个岳飞。时空转换,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到网上去看看,颂扬秦始皇的,仍大有人在。“万寿无疆”的理念跨越时空。孔孟之道,掌握中国人思想几千年,如泰山。区区某人,想要摆脱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去批驳岳飞的“愚忠”,“愚忠”其实是一种美德,完整符合东方价值观的教义。关于岳飞,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辩:岳飞毕竟是谁害逝世的?

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认为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全部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顿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桧害逝世了岳飞。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他在一首《满江红》中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说的是高宗,只怕光复中原后,徽钦二宗回来,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正是高宗这种卑劣污浊的心理害逝世了岳飞。所以,跪在岳飞墓前的,应该是高宗。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规则。中国人最讲求规则,圣人曰:“君君、臣臣”,高低有序。“臣罪当诛兮,吾皇圣明”,一切错误都在臣子,皇帝总是圣明的。

第八案,“谋逆”案

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怪,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蒙古人犯大同,太监王振煽动英宗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力谏,不听。第二天就动身,“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五十万大军未至大同,粮草不继,饿逝世者不计其数。进至大同,无法作战,只得回师。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挟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远,又恐大军踏坏自己庄稼,改道向东去。到了土木堡,距怀来城已不远,大军欲入保怀来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辎重千余辆未至。蒙军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杀。

一个浑王,昏聩如此;一个佞臣,跋扈如此。国度大事,如何不坏?“土木之变”,“劲甲精骑”逝世伤数十万,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人心惊骇,军无斗志,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惶失措,主意废弃北京南迁。危难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严格叱责投降派,坚决主意抗战,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一面调集各路军马,安排北京守卫战,军民抗战情感空前高涨。蒙军围城,鏖战五天,终被击退。一个即将瓦解的国度,赖于谦之力,力挽狂澜。此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铲除弊政,树立新军,增强边防,国力稍振,敌寇不敢入侵。世事无常,祸生不测。本是大好局势,突然急转直下。景泰八年,产生了“夺门之变”。

先前,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奉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几个诡计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宣告太上皇复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为罪名,坐《谋逆律》,斩于谦於市。

抄家的时候,发明于谦家“无余资”,没有钱。只有正室锁得很稳固,打开一看,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

当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如此清官,实在罕见。于谦一逝世,蒙军再来犯,皇帝就懊悔了。旁侍的官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沉默。《明史》说于谦“当国度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平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平反冤狱时皇诰上的话。说得非常贴切,天下广为传颂。我尊重于谦,不仅因为他家中抄不出钱来,不仅因为他抗敌救国,力挽狂澜,还因为他是一个巨大的诗人。读于谦的诗,就会有一股清气,一股天地之间浩然之气,令人冲动不已。诗如其人,浩气凌云,是于谦的天性。于谦的《北风吹》、《咏煤炭》,还有那首极为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品、人品,辉映千古。于谦之冤较之窦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九案,“反间计”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镛的缘故,广为人知。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百思特网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首创满清大业的努尔哈赤,可谓是一代天骄。可是这位天骄,撞到袁崇焕这块石头上,一命呜呼。

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从焕带领,勇敢抗敌。这是战斗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成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逝世在沈阳。

这一仗充足显示了袁崇焕的军事指挥天才。自此,金兵闻其名而胆寒。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崇祯时,再升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经过袁崇焕的苦心经营,宁远、锦州一带成为铜墙铁壁。天启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兵围锦州,被袁崇焕击退,丧失惨重。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一心要攻明,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关,大伤头脑。最终帮皇太极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鼎鼎大名的汉奸范文程。

历史上,每逢国度危亡之际,就有汉奸应运而生。外来之敌,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着路径。一些汉奸,聪慧绝顶,运筹帷幄,帮着敌国来灭自己的国度。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抄北京。袁崇焕率兵入援。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用范文程反间之计,四两拨千斤,大获全胜。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略的计谋,不知当年怎麽就瞒过了明朝皇帝和满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与袁崇焕有密约,里应外合,造诣大事。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回去报告给崇祯。崇祯深信不疑,下袁崇焕於锦衣卫狱。

十二月下狱,次年八月杀袁崇焕。籍其家,无余资,是一个清官。袁崇焕不逝世,清兵很难入关。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这根柱子一倒,再无人可以替代。读中国历史,越读越糊涂。万历六年,明朝人口已达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满清人口男女老幼统共不过百万人。一个六千万人的大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被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落伍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是因为有一大量汉奸,诸如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之流,为其出策划策,统兵作战。

消亡明朝的主力其实是汉人。他们后来虽然都升官发财,但始终是奴才,不是主子。贪生怕逝世,贪图富贵,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一批可耻的败类,应该把范文程之流永远钉在历史的羞辱柱上。可是我们现在却在为其大唱颂歌,将其与张百思特网良、诸葛亮、刘伯温并列为出色历史人物。

第十案,“百日维新”案

百日维新,轰轰烈烈一百零三天,成果慈禧动员政变,光绪被囚於瀛台,维新党如鸟兽散,六君子被斩於菜市口。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

这段历史毕竟引出了什麽教训?其一,按照牛顿第必定律,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中国这个国度,最大特色,是质量太大。五千年历史,积淀太厚,如泰山,更兼数亿人口,决议了中国伟大的质量。如此伟大的质量,其惯性超乎想象。像一个质量伟大的星球,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要转变其运行方向和轨道,谈何容易。有一本《趣味物理学》讲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滞运转会怎样,那将是一场灾害,所有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被以极高的速度抛出去。因此,要想转变中国,首先必需充足认识和懂得他伟大的质量所生成的惯性力。

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一群毫无政治奋斗经验的书生,二者联合,就要旋转乾坤。康有为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就是这个“速”字,导致其最终失败。在菜市口大方捐躯的康有仁,批驳其兄:“伯兄范围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办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恰是一语中的。

在中国,任何剧烈的变更,都是不合适的。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时光,激烈地转变中国,因为它的质量太大。牛顿已经用他的科学告知我们,这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