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什么意思( 乌托邦的荒谬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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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是什么意思( 乌托邦的荒诞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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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也夫

起源:《代价论》

转自:经济视察报书评(ID:eeo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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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各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制度、思想在赞助人们获取效益的同时无不迫使人们付出各自的代价。合作有代价,谢绝合作代价更大;竞争有代价,清除竞争只是换来代价不等的另一种竞争;平等与不平等,抛开它所衍生的道德意味,便是一种永恒的代价选择;形形色色的伦理无不以某种代价换取秩序;尺度的实质就是减小代价付出;承担风险有代价,寻求保险依然有代价;甚至生存中的适应与优势也无例外地蕴含着代价。正是因为代价无所不在,寻找减少代价的行动和制度便不仅是人们的自然趋向,而且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是一旦自认为找到了某种完善的计划、制度—人们在其中可以不付出代价,那里没有冲突纷争、内讧外斗,没有压迫苦难、疏离异化,那里的一切协调美满、尽善尽美—便走上了另一极端,这就是乌托邦。数千年来这一幽灵鼓励和困扰着人类,而其巨大的实践正是现代历史上最繁重的一笔代价和最发人深省的一次教训。

什么是乌托邦?

什么是乌托邦(Utopia)?在日常用语中它可以指任何被盼望但不实际的、不可能实现的想法或计划,它被以为是虚妄的、不合理性的等待,对现存状态的剧烈背离。它可以意指很多不同的事物,但当我们说到乌托邦主义时,是指关于一个完善社会的图景。这里的完善被肯定为协调。它既指个人自身的协调,与他人间的协调,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足满足、高兴的劳动、富余的闲暇、平等或合理的不平等,没有独断的威望,全部国民的社会参与,等等。

乌托邦的传统源远流长。柏拉图的幻想国、卢梭的原始社会、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里斯的乌有乡,以及欧文、傅立叶及其批评继承者,都是这一思潮在各个历史时代的代表。他们勾勒的幻想国各不雷同,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批评他们生涯的时期,以为那个社会是腐烂罪行的,同时宣传一种幻想国,宣称那里是完善无缺的,人们在其中可以免除在其他社会中将做出的就义,付出的代价。

以乌托邦幻想治理现代社会的遭受,不必我们费心做出经验性的描写了。它为每个生涯在20 世纪后半叶的人(在此之前效果究竟不明朗)所阅历或见闻。仍然有待完成的是认识这一悲剧的深入含义。

乌托邦幻想与它指点的社会实践总是南辕北辙,其基本原因在于这一幻想是树立在对人性的误会之上的。每一个巨大乌托邦幻想的提出者都承认他生涯的时期和社会中的人是罪行而不美妙的,但他以为那是罪行的社会造成的,人们原来是善的。因此,他的幻想国可以使人们回归到他们善的天性中,而这种天性也当然地成为他的幻想得以实现的基本。乌托邦的这一实质特点恰为朱迪斯 史科勒慧眼所识,一语中的:

一切乌托邦都谢绝原罪说……更主要的是乌托邦否认了一切将人的自然品格和理性看作是软弱和具有致命之伤的“原罪”观念。

人性是善还是恶的争辩太古老了。而每个民族的语言中都积淀了他们对于争辩的直觉。中国的一句老话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意指一个不自私的人是活不下去的。无独有偶,拉丁文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我做的却是错的。”它解释了人们总是做着错事,岂止无心,甚至有意。不错,我们并不因为这些风行的语言便认为人性中没有善的一面了。但是尽管世上有恶亦有善,政治首先要承认的却是恶,因为它更多的是要与恶打交道,甚至它的重要职责便是克制恶。任何歧视了恶之根源、恶之天性、恶之只可克制不会铲除的政治办法都将显得幼稚和草率。正如泰蒙说的:

政治便是在种种的恶中做选择,说得含蓄一些,也就是接收次好的东西。

人可望越来越善,却不会尽善;社会有望日益美妙,却不会尽美,这是组成了社会的个人们的有限性所使然的。蒂里希(Paul Tilich)深入地揭示出乌托邦思想疏忽了人类有限性的致命弱点:

“乌托邦的基本弱点在于它预先假设了一个虚伪的人的形象。……诚然,他承认个人至少在今世的有限性,但它通常以为人在来世中可以得到发展。不过,它忘却了,即使在“来世”中也每时每刻会觉得这种有限性,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永恒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有限性无休止延续的问题。……它把不可能描写成实在的可能性,或者说把不可能性描写成……摆动于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事物。这样一来它就沦为一种纯洁的欲望投射。”

将乌托邦付诸社会实践的荒诞之处

将一种乌托邦付诸社会实践的另一个荒诞之处在于,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幻想是不一致的,有怀旧的,有安于现状的,有寄愿望于未来的。即使同是怀有乌托邦思想,在内容上也不尽雷同。于是在乌托邦持有者用其幻想指点社会时,在改革社会的同时,也开端了人的改革。特殊是当其幻想蓝图的实现遇到艰苦、令人疑惑之时,统一思想就变得更为急切。正是由此开端,乌托邦持有者背离了科学与民主的途径。如波普所说:

“善意的幻想主义者们似乎是遗漏了一点,即这一纲要蕴含着承认失败,甚至是在他开端实施它之一前。因为它以我们去“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以逢迎他的新社会这一请求,取代了他之请求我们去树立一个合适于男人和女人生涯于其中的新社会。显然这就撤消了检验新社会胜利或失败的任何可能性。因为那些不爱好生涯于其中的人,就只好承认他们自己还没有合适于生涯其中。……但是,没有进行检验的可能性,任何正在应用“科学”办法的说法都将化为乌有。(原创www.isoyu.com版权)”

正是在他们至善至美的幻想目的鼓励下,乌托邦主义者甚至会比一位地道的作恶君主更专横,因为他认为他不惜应用“恶”的手腕,乃是为着迈向“至善”的目的。于是他遭受到“这样的一种诱惑”:那就是可能会为了拯救他人,使他成为自己妄想世界中的国民而强制他,给他洗脑,因此也就是不顾苦楚与逝世亡的代价而强制历史交出想象中的天国。 的确,它所具有的道德魅力会在一时光使人们难于抵御,甚至在它应用专横手腕时。但是即便如此,这种状态也究竟殊异于乌托邦主义者最初描写的那幅协调气候。而当人们从魔力中清醒过来时,会发明:

“拯救”基本是没有的事。乌托邦主义者在使人和社会完善的寻求中,已经把两者都扭曲变形了,使人与社会都成了可厌的方面。……在这种状况下,“秩序”等于“团队组织”,“满足”等于条件反射,“教导”等于“灌输”,“自由”只不过等于“制约”,新的安全与社会规律同集中营类似。

这是何等恐怖的图画啊,却是巨大乌托邦社会实践的真实写照。

饱尝这一集中营之苦的吉拉斯将他检查这一过程的专著定名为《不完善的社会》是发人深省的:

“我信任社会基本就不可能完善。人必需有思想和幻想,但他切不要认为都可以完整实现。我们必需懂得乌托邦主义的性质。一种乌托邦主义,当其取得了权利时,便成为一种教条,便极易于以其科学主义和幻想主义使人类受苦。我若说社会是不完整的,其含义便好像说社会是可以变为完整的。但事实上社会却是不可能没有缺憾的。”

吉拉斯的认识也正是本节的论点之一:人类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妄图实践一种无代价的制度,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预备彻底摈弃一切乌托邦,否认乌托邦具有任何积极作用,不仅否认乌托邦主义指点的社会实践,而且否认乌托邦思维方法本身?我们对乌托邦的认识并不是这样,这种认识恰恰站在与乌托邦对峙的另一极端上。百思特网如果说认为找到了完善的蓝图使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么彻底摈弃对完善的寻求将使人类付出同样难以预计的代价。

乌托邦思想具有其积极的社会功效。乌托邦思想以极大的力气批评了现存社会中的严重缺点,它分布不满、唤起觉醒、刺激对社会弊端的探讨,在任何变迁产生、改造推行的处所,乌托邦思想都施展着作用。没有一个社会充足地应用了人类天性中的财富,每个社会都应用了一些,疏忽和压抑了另一些。乌托邦思想丰硕了人类对自己可能性和潜在力的认识。它提示现存的社会:你是有限的,尽管你在自鸣得意。

乌托邦是在思想中寻找转变现状的前途

20 世纪第一个对乌托邦做出了专门研讨的社会学家曼海姆在指出乌托邦“不能准确诊断现存的社会状态,它不关注事物的真实存在,而是在思想中寻找转变现状” 的同时,也陈说了另一方面:

“乌托邦的消逝将带来静止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人几乎成为物。那时,我们将面临一种难以想象的两难地步,即人类虽然获得了对现实存在的最大水平的理性掌握,却也失去了任何幻想,变成了仅仅凭激动行事的生物。于是,人类在阅历了长期艰苦而勇敢的发展之后,刚刚到达最高水平的自觉……却又将发明历史的欲望随着乌托邦的消逝而丢掉。”

20 世纪50 年代初,另一位社会学代表人物科瑟(L.Coser)再次强调乌托邦积极社会功效的一面:

“乌托邦不仅是一种有助于发生想象和愿望之视野的载体,而且这种寄愿望于未来也是当下指点行动和摸索价值观的源泉……。由于“未来”眼界的损失,艺术、文学、社会科学都变得贫困。这样我们为送出乌托邦而付出代价。”

我们说过,以一种乌托邦指点社会实践必定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乌托邦主义对人性的误会,没有看到人类的有限性。而妄图革除乌托邦的想法同样是对人性的误会,它疏忽了人类的可能性。当一个实践家断言乌托邦思想在企望不可能的事情而政治是有关可能的事物的艺术时,他是对的。但他忘却了这个症结问题:什么是可能的?恰恰是最富理性、解脱了同代人深深沉浸于历史幻景之心态的马克斯 韦伯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的确,一切政治经验都在证实这一真谛—人们不可能得到可能的东西,除非他已多次为着不可能的事物而伸出他的双手。

关于人性的这一面,蒂里希论述得更明白:

我的一位朋友,精力病学家库尔特 戈尔茨坦曾经说过:“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他并没有解释是做什么的可能性,这正是这个定义的出色之处。人并不是拥有做某种肯定的事情的可能性,与其他一切发明物截然不同,他具有“可能性”,它是能够超出被给定者、无穷地超出被给定者的那种存在物。 正是人类的这种寻求更善更美、企望今日不可能的事物在明日成为可能的本性使得“乌托邦并不是可以被撤消的事物,而是与人类一样长期存在下去的事物”。

从我们上面的阐述中,人们似乎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人类陷入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实践一种乌托邦幻想他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摈弃乌托邦幻想他将付出另一重代价。的确,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永远地处在“它现在是什么”与“他们愿望是什么”的张力之中。但是只有在平衡打破,即它跳向了一个极端时,才会陷入“摈弃幻想”或“不顾现实”的泥潭。而幻想与现实间的互动,是一个社会稳步向前迈进的永恒因子。

乌托邦幻想与现存社会的关系该怎样摆?其实中世纪前夜天主教的箴言已经给我们指明了前途:“把恺撒的给恺撒,把上帝的给上帝。”而教会自身的阅历也以身试法地验证了这一论断的巨大。当宗教坚持为一种思想和道德时,它是那样纯粹感人,是尘世中滔滔功利的解毒剂,而当它拥有了伟大的财富、势力和组织机构时,就无可挽回地陷入世俗社会组织的同一病症。因为在思想上批评势力、金钱的积极作用并不等同于在现实中处置权利、金钱的有效才能。

把天主教的至理箴言运用于乌托邦思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中,就是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政治与思想应当成为彼此分别、各自独立的两大合法体系。两者各自行使自身的功效,各自认识自己的局限。批评者不可认为自己的蓝图可以立即实施,实践者不可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最佳选择。两者要坚持必定的距离和互动关系,任何一方不要妄图兼并对方,合一便是灾害—无论是以现实代替幻想,还是以幻想代替百思特网现实。乌托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力运动,其本身是无罪的。灾害在于以乌托邦指点一场社会实践。它以社会批评力气代替了社会操作力气,功效上不可能不涌现极大的杂乱。恰如高尔芬指出:

乌托邦论者所关心的应当不是开药方……不是治疗而是诊断。……但是许多乌托邦论者常常把事情不分青红皂白地搞成一团,像个江湖郎中一般。

怎样使一种乌托邦思想不致一下子席卷社会,迅猛地走入社会实践?恐怕最有力的制约力气便是一个社会中深入的保守主义者的存在。“深入”意味着并非简略、愚蠢、无知,意味着他们倾听和懂得了乌托邦和激进主义的全体声音,但仍有足够依据地站立在保守的立场上。一个社会中保守主义的快速溃败,或其保守主义者尽为浅陋之徒,绝不是它的福音;相反,往往是其走向乌托邦悲剧的预兆。自光彩革命始,不列颠民族的政治始终在稳健地前行,其重大因素之一正如自由主义哲学家柏克所言:“保守党是英国人民特有的遗产。”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需兼备乌托邦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乌托邦是这个社会的解毒剂,而保守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沉着剂。前者针砭腐烂腐化,后者制约轻狂躁动。只有在这个社会兼备了这两种力气时,它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发展中的代价。